“五一”前几天，一份“银行高管年薪榜”一经推出，怀抱金砖的银行高管们立即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以千人万人之俸禄供养一人”的现象已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但不少人对此仍是一片哗然。

    银行高管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获得高薪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要让这种高薪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银行掠夺性“抢”人

　各银行为了挖掘人才，都建立了一个行业人才动态信息库，“各个银行都在关注自己的人才库、挑选合适的人才，再设法高薪‘抢’人才。”
    “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995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452.89万元，浦发银行董事长金运158.5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152.377万元，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130万元……”
    在4月25日被媒体曝光的这份上市银行高管高薪榜上，同在银行业谋职的余永良（化名）的反应并不惊诧。“我当时在外地度假，但一早就从同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了。”余笑着对记者说，隔行如隔山，你们媒体看到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5月6日晚，一天前刚刚从国外飞回来的余永良匆匆接受了记者的简短采访。余永良的这次“外地”之行正是受另一家银行的邀请，“春节前他们就安排要出去走走，但年底有很多安排，盛情难却，只好安排在‘五一’了。”
    余永良，某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副总。2006年，因为在信用卡产品开发上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给该商业银行带来了将近10个点的收益。
    仅此一役，余永良就成为了银行业的“星级人才”。据知情人士透露，余永良在信用卡上的成功运作，不仅受到所在商业银行总行领导的赏识并获得了将近百万元的年薪，其他同业者也向余永良频频伸出“橄榄枝”，希望他改换门庭：“节前的这次出国旅行，就是受到一家银行多次邀请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余永良把这次出国低调地称之为“外地度假”。余显然并不愿意过多地谈及自己，他告诉记者，这（高管高薪）是人才竞争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值得炒作的地方。
    “银行改制后，同业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余永良举例说，南方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换了老板，管理层随即进行了调整，人员变动并不大，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年终业绩却翻了几番，原因就是决策的不同，而决策则来自于人。因此可以说，银行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了人才的竞争。
    “事实上，对人才的重视已排到了首位，银行是在向保险业学习。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保险业，在这一两年间几乎是一夜成功，其核心运作就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运作和有效利用。但保险业高管的收入却远远高于银行业，比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税后总收入是1338万元、总经理张子欣1115万元，而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则拿到了1710万元，其高管的收入均高出纽曼的995万元。”余说。
    而据接近余永良的知情人士称，一家银行曾向余永良表示，愿意出余现在薪水的两倍招募其到该银行信用卡中心任职。
    “信用卡等中间业务由于风险低、利润高，已经得到了银行界的共识，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06年各银行的业绩中，信用卡等中间业务增幅十分显著。”知情人士称，正因为如此，余永良才成为备受同业者重视的“星级人才”。
    一位同在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的银行人士表示，各银行为了挖掘人才，都建立了一个行业人才动态信息库，“在这个信息库里，储备着金融行业里每一个从业者的详细信息，比派出所的户籍档案还详细。各个银行都在关注自己的人才库、挑选合适的人才，再设法高薪‘抢’人。”
    与此相关的是，5月10日，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发布了一份名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35％的外资银行年均员工流失率在15％至20％，而员工流失的原因在于，外资银行的员工受到来自同业的高薪诱惑，“这些员工部分投奔了包括中资银行提供的基金经理、衍生产品设计师等岗位。”

高薪高管带给银行多少收益？

　根据此前几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2006年各家银行的利润增长均在30％以上。银行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推动了银行高管们集体演绎了一次高薪秀。
    对于银行高管的高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重复着他此前的观点：“在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对企业中的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即人力资本）实行的是由董事会直接决定的薪酬制。薪酬是人力资本作为资本享受的回报。”
    但问题在于，这些拿高薪的银行高管们带给了银行多少收益？他们创造的收益是否与高薪相匹配？
    “每个银行的业绩考核标准是不一样的，但首先要肯定的是，高管年终能够拿多少薪水取决于银行当年的业绩。”
    余永良以浦发银行为例对记者分析，在被排名的八大上市银行董事长的2006年年薪中，浦发银行董事长金运以158.5万元的收入名列第三。
    “据我们了解，浦发银行的2006年业务净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89.3亿元和33.53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9%和31.1%，超过了其预先设定的2006年度利润增长25%的目标，”余永良说，这是浦发银行董事长金运拿到158.5万元收入的关键原因，“根据规定，金运的年薪应该是86.7万元。”
    余永良告诉记者，在2006年，浦发银行做了大刀阔斧的业务调整与转型，从而导致浦发银行非息业务收入增长、活期储蓄存款量增价减、社会服务业贷款比重增加，“这些都为金运的158.5万元收入拿到了选票。”
    根据此前几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2006年各家银行的利润增长均在30％以上。比如，工行税后利润增长31.2％、中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2.38％、浦发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1％、民生银行同比增长了43％、招行净利润增长了87.69％。
    在余永良看来，银行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推动了银行高管们集体演绎了一次高薪秀。

高薪凸显制度困局

　“银行一直为社会所诟病，最大的无制度就是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即可以让现行的银行政策发生改变。这些政策合不合理？该不该调整？没有部门或机构来监督。”
    但是，著名金融专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几大国有银行高管是政府任命的，给他们如此高的年薪等于自己给自己薪水，问题比较多。
    “不能说国有银行是业绩好了才给高管这么高的薪水，目前，国有银行的利润还是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所以给高薪不合理。”易宪容说。
    深圳大学一位教授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银行不仅仅是企业，或者是一特殊的企业，其还承担了社会公益责任，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或企业的标准来评判、衡量。”
    “重视人才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制定游戏规则的背后，决策者是否考虑过，在利益分配的天平上严重倾斜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在该教授看来，单单从薪水的绝对数字上比较，现在一位普通的企业集团总裁年薪也都在几百万元，一位银行行长或董事长拿百万元薪水并不算“高薪”，但因为银行的准公益性，那么要讨论银行高管们薪酬高不高，首先得有个标杆或一套制度可以进行参照。
    “但是，现在并没有一套可以对此进行有效评价的制度。因此，在银行业出现以千人万人之俸禄供养一人的高薪现象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哗然。”
    在此前的建行深圳试点“小额账户收费”中，该深圳大学教授也批评说，银行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企业，任何行动都必须要有严谨的制度来规范。
    “银行一直为社会所诟病，最大的无制度就是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即可以让现行的银行政策发生改变。这些政策合不合理？该不该调整？没有部门或机构来监督，即使这种监督存在，但在现实中，我们仍可看到其力量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该教授进一步分析：“另一种无制度，就是银行高管的薪酬各家银行是独立的，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标准。如果单从企业和市场经济而论，这种指导性政策显然是多余的。但正因为银行的准公益性，因此，这种自行决定的利益分配制度往往会引起不良社会反应，这就需要一个参考标准，否则就会出现高管凭借权力给自己定高薪、超越制度掠夺股东财富的现象。”
    这位深圳大学教授说，在各银行高管薪酬的考评中，银行效益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银行效益好了，高管的薪酬也就会出现跳跃式的暴涨。
    “这种仅仅以效益作为考评标准的做法是不对的。”该教授说，一家银行效益的高低，除了管理层的决策之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才是决定性因素，而这并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道理很简单，水涨船高，只不过‘船高’的程度在于掌舵人的决策了。也就是说，大的经济环境好了，即使很平庸的一个人当银行行长，银行也会有效益。”
    基于这种判断，深圳大学教授认为：“国家要在银行业，尤其是国家独资银行企业高管人员工资方面实行立法，确立最高限额、确立与员工的比例，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银行高管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和普通员工不太一样。高管要承担高风险、高责任、高压力，要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值，当然，也应该获得高回报，这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让这种高回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深圳大学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