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召开全球高层经理人会议，这对各大跨国公司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召开全球合伙人会议就不是第一次。作为分布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0万名雇员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当家人，安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特黎（James S. Turley）与《财务总监》杂志的对话就围绕着中国元素展开。

　　现在外界关于中国亟需会计人才的报道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中国会计人才的竞争？

　　的确，中国需要大量会计人才。美国总共有3亿人口，注册会计师有30万，全国每1000人中就有一名会计师。中国会计师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低得多——会计师总数只有美国的一半，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多。因此，现在中国缺乏有经验的财务人才并不奇怪。各个公司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安永一直致力于和大学及政府合作，增加会计专业的吸引力，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生选择会计专业。

　　安永在华计划增加多少员工？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都会致力于吸引他们加入安永。现在大多数新招募的员工是大学毕业生，不过现在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招募有经验的人才，甚至合伙人级别的高级经理人。安永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比安永全球要高一些，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会计人才的缺乏。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有50%的新雇员拥有经验。

　　安永有没有海外培养的计划？

　　我们有许多调动，也有许多员工从全球各地到中国任职。因为中国缺乏会计人才，我们同时会在全球寻找那些能够说普通话的双语专业人才，他们有的刚刚毕业，有的来自其他公司，有的则在公司内部调动。

　　举一个例子。上周我在波兰华沙召开全体员工的市政厅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全球范围内需要关注的热点，中国自然是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我发现，在华沙的员工中就有一些人中文说得很不错；还有许多人虽然不懂中文，却对中国十分感兴趣。他们告诉我，如果能到中国工作将会是很了不起的职业转型。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一名当地员工的电子邮件，她是一名有经验的主管或者年轻的经理，她在邮件中说她听到我的谈话之后，对于能够到中国工作十分感兴趣，正在考虑能否转职，并希望知道应该向谁去咨询。

中国员工是否也有机会到海外工作？

　　现在我在伦敦、纽约的办公室常常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员工。我们这么做通常是希望能够加强或者继续培养他们在某一特定行业中的经验和技能，而不是简单的培训。

　　比如说，我们在金融服务行业、技术、电讯、能源和保险等行业经验丰富。我们就希望让关注这些行业的中国员工到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去锻炼和提高他们的行业经验。

　　前段时间，财政部副部长在讲话中提到，担心中国会计行业被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垄断，对此您有何看法？

　　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评论。当然，这一论点很有趣。中国其实应该有很多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我同意，如果会计行业被四大所垄断，并不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业内人士之间应该互相支持，对于大公司而言尤其如此。你不会看到安永或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试图打压其他小所。我们都在市场上竞争，竞争人才，也竞争客户资源。其实，在我们这行中，中小型区域性的事务所很重要。

　　那么对于在中国的中小事务所而言，它们应如何发展并且保证能提供同样的高素质服务呢？

　　所有会计从业者都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在更为激进地接受公司治理和透明度以及财务报表等方面的全球标准。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在推进全球标准方面竞争。

　　如何在中国保持同样高的职业操守？

　　这是我们企业得以安身立命之所。我们今年在（佛罗里达）奥兰多有一个国际合伙人会议，会议的主题连续几天都是如何确保我们能够保持承诺——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统一高品质的服务。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监管体系、不同的会计和审计体系中运营。

　　我们该怎么去做？首先，全球范围内会计和审计体系的统一化帮了我们大忙。其次，各国之间的监管机构相互之间更加频繁的交流也对我们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而它们监管的思路也越走越近。在安永，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体系，强调统一的方法和流程，使用相同的科技，有一致的培训和发展计划。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建立安永自己的企业文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最推崇的是那些在团队中能保持正直的人，他们有激情和能量，并且愿意为正确的事业而努力。

　　我随身带着一张写有安永职业操守箴言的卡片，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这一操守标准行事。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竭尽所能让每一个安
永人相信职业操守，同时也按照标准行事。他们必须知道，没有什么比个人的正直更重要，这是上海的大客户远不能比拟的。因此，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清楚意识到仅仅提出异议是不够的，提出异议是他们应有的职责。

　　中国明年将开始实施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您觉得实施新会计准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实施新准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认为会计准则趋同很重要，我要向每一个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的政府致敬。外部的投资者可能会更多地问中国的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IFRS）有什么不同，而不是有什么相同。IFRS现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被应用，我因此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不干脆直接实施IFRS？

　　当然，就执行层面来说，要想很好的实施新的准则就必须在执行层面保持推行的一致。IFRS在许多国家推行过，安永的做法就是要确保IFRS在各国的实施有一个同样的标准，不会出现法国的IFRS与德国的IFRS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在不同地区的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有同样的IFRS实施标准，这需要会计业内人士一起协作。我认为我们在中国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新会计准则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因此需要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也需要对过去的财务报表进行修订。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对这些修改提出疑问。对于CFO而言，提出合适的解释并不容易，这将是一大挑战。

　　现在各国有关萨奥法案的讨论仍然很激烈，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在于萨奥法案增加企业负担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向客户解释萨奥法案的利弊？

　　现在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圈子里就这一问题有很多有趣的讨论。许多大公司（实施萨奥法案）的经验是，第一年的实施很困难，无论是艰难程度还是费用都比业内专家和监管机构预期的要高得多。但是就好的一面来讲，大量内部控制的漏洞在实施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现在大多数公司都说实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费用可以大为降低，降幅在40%到60%。我们听到的是：一旦我们对（萨奥法案的要求）熟悉了，费用就能大大降低，同时我们还可以获得其它一些收益，比如说在全球机构中加强内控从而增加财务报表的准确性。现在实施萨奥法案的人的感觉要好得多了。当然，对于中小企业实施萨奥法案负担过重的问题，我想美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我们看到许多跨国公司现在正通过并购在中国市场积极扩张，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在中国并购案的数量的确十分高，不仅有企业并购，也有大量私募基金在并购。两者都很火。我觉得，并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了解（所要并购）产业的基本情况、管理团队和风险。除此之外，你还必须确保拥有能够全心接受全球标准的文化，这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在中国，一笔并购交易从最开始酝酿到最终完成需要很长时间，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要长。一些产业比另外一些产业更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对于许多投资人而言，过长的时间有可能令他们灰心，我们就曾经看到一些投资人最终放弃，他们宁愿在其他地方更快地将交易完成。

　那么，您如何看待那些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开拓的中国公司？它们如何获得国际管理经验？

　　它们可以通过海外并购获得管理人才。所以，对它们而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团队。在许多情况下，并购不只可以帮助公司取得扩张，同时也能使公司成长得更为健康，因为可以吸纳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才。这将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因此，对于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它们必须在考虑可能的并购目标之前就对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做好充分的准备。仅仅是在海外购买资产，但是不对它的运营作任何改变是一回事；如果你希望不仅仅是购买海外资产，同时希望藉此在海外拓展自身业务，那么你就必须了解海外做生意的方式。所以，就我自身经验而言，成功的跨国并购案例最重要的一点是并购双方能否得到好的整合。

　　中国的CFO群体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一同快速成长，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日益复杂，中国CFO的角色也将发生改变。一些年轻的会计师可能有机会被派到海外工作，因此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他们回来之后一定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不小的变化。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地方。安永在美国、英国和西欧的雇员也能够从他们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任职经验中获得成长。并不是一方在教授另一方该怎么去做，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让双方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