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追求高学历的人才使用情况，被一些专家称之为“高学历运动”。这一“运动”在全国催热了一波“人才高消费”狂澜。

人才使用畸形消费

人才资源是十分珍贵而稀缺的社会资源，人才浪费是最大的社会浪费。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人才使用走入了一个畸形消费的误区，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人才高消费，大材小用。近年来，人才高消费趋向越来越严重，在许多地区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普遍提高，出现了大材小用的现象。人才市场形成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畸形局面。山东省青岛市举办了一个招聘会，会上绝大多数的招聘单位都打出了“只招收研究生以上”的招聘广告。一家电讯公司计划招6人，其中4人要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他两个只要重点院校本科生。而在设置的岗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网络管理”，也就是单位的计算机管理员，负责单位的计算机网络维护与维修，这是一个由职专毕业生便可干好的活，如今却要招一个研究生。北京市海淀区举办了一个高层次的招聘会——2006年北京博士后引荐会，共有77家北京地区单位报名参加，提供岗位800余个。会上有800余名在站博士后前往求职。北京四中一上午就收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站博士后投放的简历近百份。国家培养一名博士后至少需要二十四五年，他们是国家级的高水平的研究性人才。而一个称职合格的中学教师一般而言有个大专、本科文凭就能胜任。

无作为耗费，怀才不用。近年来，公务员的岗位受到了不少高学历人才的追捧。在一些人的眼里，公务员没有竞争压力，而且大小是“官儿”，福利待遇高，捧的是“铁饭碗”。因而，公务员成为当代大学生们岗位竞争的热门。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报考与计划录用比例高达48.6：1。全国各地方的公务员报考也同样十分火爆，有时一个岗位就有百余人竞争。有人惊叹，公务员报考如今已超过高考和考研，成为当今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有专家指出，高素质人才都集中于政府部门，就会使大量原本应在专业性更强的单位发挥作用的人才卡在了政府部门，形成一定的人才浪费。2006年5月，北京市丰台区政府从北京大学引进了10名博士后到所属部门任职，一年后如果考核合格，他们可由科研人员转型至官员。有专家认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是实践性非常强的，需要的是能够胜任政府管理工作的人，而非是学历高低。中国还处于高端的研究型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博士后主要的任务还是研究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博士后当官是极大的浪费。　

闲置性浪费，有才无用。有些单位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甚至凭个人好恶决定人才的去留和升迁。对本单位根本用不上或一时用不上、而其他单位又急需的人才卡住不放；对业务专业突出、棱角太分明的人才存有成见，即使工作职位急需也架空不用，造成了人才浪费。河北省科学院就曾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正教授级外语译审刘志明，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才之一，后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理，因公司倒闭，被安排在科学院当门卫；副研究员王英华，多年在科研处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后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因与公司经理发生矛盾，被安排在院传达室发报纸；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张成槐，因申请不到研究课题，在乡下做了4年与科研无关的扶贫工作，后来在办公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也有些单位把高级尖端人才当成“金字招牌”，在单位成了摆设。江苏有63家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总数居全国第一。而有些企业招来博士后仅仅是为了给企业撑门面。东南大学副教授达飞鹏进入南京一家大型摩托车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搞摩托车外壳快速成型技术，这项技术一旦开发成功能够将摩托车外壳生产周期缩短一半，但开展研究需要7万至10万美金购买先进软件。企业老总对此不感兴趣，达飞鹏未能如愿。

零回报花费，中才外用。一些高精人才外流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国留学，学成不归；二是流到外资或合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共有近60万人，学成回国的只有15万人。2005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78届首批88名学员，目前分布在四大洲，至少有7种国籍。少年班创办27年，已毕业的近千人中约一半在国外学习一去不复返。另外，在华外资企业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地在我国吸引高科技人才；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实际成了外资企业争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桥头堡。我国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的“高学历运动”，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正好让国外机构趁虚而入，挖掘高精人才。人才流失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产生集体流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供求关系失衡形成浪费

一方面，一些单位所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十分稀缺；另一方面，大量求职者遭遇就业困境，难觅满意的工作岗位。人才市场上“滞销”和“脱销”共存的现状，反映出人才培养理念的滞后，折射出人才培养结构的失衡，造成人才的浪费。　

大学生求职困难，农民工市场吃香。据国家人事部进行的有关统计，今年大学生的需求量将大幅下降，将由去年的214.1万个岗位下降至166.5万个，降幅达到了22%。同时，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413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幅达到22%。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对全国近百所高校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今年7月，众多刚刚毕业离校的大学生纷纷南下广东，无奈求职困难，落得身无分文，不得不向救助站求助。七八两月，东莞救助站月均收留60名大学生，今年以来接收求助的大学生有300多人。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的是，农民工市场却很吃香。有些大学生便干起了农民工的活。十年寒窗苦读，又回到生活的原点。这是读书无用，还是人才浪费？！　

知识型人才过剩，技能型人才紧俏。在沈阳就业市场中，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和一定社会经验的市场营销岗位，有近43%的空缺。从事市场营销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大多大学毕业生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知识，只能对这一岗位“敬而远之”。曾以辽宁省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身份走进北京大学的武小锋，学习的是预防医学专业，2005年从北大毕业，获得了北大医学学士学位，然而应试多家单位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农村老家卖糖葫芦。江苏省无锡市一家猎头公司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无锡大约有两成左右的海归人员处于待业状态，有的海归者的求职资料挂在猎头公司有一年左右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应用型人才在市场上反而紧俏。有资料表明，大部分高职院校的一次就业率大约在60%～70%左右。高职生的文凭虽然没有本科生吃香，但因为动手能力强，因而在市场上成了抢手货。这是文凭贬值，还是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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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校学非所用，出校门用非所学。当前，我国一些培养机构在人才培育上与社会需求明显脱节，没有按照现代化建设需要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出的“产品”缺乏特色和社会竞争力，造成人才产品的被动性“积压”，尤其是一些高校在专业课开设上，学非所用，为学生的就业带来了困难。因此，出了校门后又用非所学。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与国际交流学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以问卷形式抽样走访了江苏、上海、河北、江西以及山西等地2005年高校毕业生，结果显示，六成高校毕业生月薪不足两千，三成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学习专业不对口。学会计的去开车，学环境工程的去当钳工，大学所学知识不能学以致用。据调查，有七成企业存在学历虚高现象。于是，出现了大学毕业后重读中专的怪现象。汪洋2003年从北京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本科毕业，先是在北京一家期货公司干了半年，又转投香港驻京的一家灯饰公司。2005年5月，汪洋回家乡贵阳市找工作，由于受到专业限制，工作难以落实。然而汪洋发现，一些技术人才却十分抢手，于是，又报考了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2006年8月，他成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一名中专生。与汪洋经历类似的，还有贵州财经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大专毕业生黄锡观，2003年毕业后由于找不到对口工作，2005年9月来到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重读中专。本科生毕业后重读中专，是人才培养的失败，还是知识价值的过剩？！　

走一条“中国式就业”之路

“高学历运动”催热“人才高消费”的原因很多，但要扼制人才浪费现象，必须抓牢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　

机制创新，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这是“生产”环节。学校教育体制要进一步改革，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培养学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而一些学校却不知道如何培养人，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当前毕业生就业遭遇尴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学科结构与社会需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没有致力于完善人格的塑造，未能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必须创新教育机制，抹平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鸿沟。

畅通渠道，有序流动人尽其才。这是“流通”环节。政府部门要着力疏通人才流通渠道，为毕业的大学生开辟工作岗位，努力提升一次性就业水平。据悉，国家发改委正研制新的政策，重点将继续向高校毕业生倾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准入，来挖掘科教文卫、公共管理和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潜力。而这些正是大学生们所期望的“白领”岗位。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全面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精神，为大学生就业营造一个科学、宽松、和谐的环境。　

价值回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消费”环节。随着社会对人才认识的提升，以及教育体系逐渐走向市场化，社会的人才消费必须呈现出价值回归的趋势。用人单位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尤其要量才录用，尽可能实现人才的专业对口，使大学生们学以致用，不至于造成人才浪费。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要形成多元化的择业观念，既不好高务远，又能学有所用。　

如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有效减少人才浪费现象，不仅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决策智慧，更关系到社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