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训练会计师大军
一名保安站在铺着地毯的岗台上，阳伞遮住了头上的阳光。在他身后，是一块巨大的装饰性石块，经过打磨，镌刻着金字。越过石头，两个身穿制服的女人在来回奔忙，勤勉地清扫着已然一尘不染的水泥地面。
他们的上方，是一座闪着微光的玻璃幕墙建筑，里面对细节的关注可谓无微不至：一条条卫生纸折成了巧妙的三角形。然而，这里不是什么豪华酒店。它是一场中国文化革命的中心，即将改变中国对商业的看法，以及全球对中国商业的看法。
这就是北京国家会计学院(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是中国会计师的训练营。它每年吞吐着2.5万名经理人、官员和会计师，希望向他们灌输西方的金融方法。
现代中国的许多变化，尽管与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10年极左动乱并无相似之处，也都宽泛地贴上了“文化革命”的标签。不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这场声势日益浩大的运动却的确与那场十年动乱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旨在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运动。
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启动已近30年，但中国仍留有计划经济的会计和商业习惯。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任务就是清除这些残留影响，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取而代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经理人成功建立起了利润高得令人瞠目的企业。但是，这没有减轻财政部的担心。中国官员认为，良好的会计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石。要做出合理的贷款、投资或监管决策，就需要对推动商业表现的数字进行精确记录。
尽管中国的会计制度和实践已有极大改善，却经常无法完成这些任务——财政部很清楚这一点。外国投资者尽管对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利有着无尽的需求，但同样不能忽视这一点。
英国投资者、《中国通》(Mr China)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表示：“你得提防对数字的依赖。在公开市场，会计账目也许确实更可信。但私营企业则完全不同。我甚至不会靠收入数据来做判断。如果你想收购私营企业，就必须对数据进行推算。”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导师把他们的任务描述为“再教育”——这个声名狼藉的词会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但在这个成立8年、强制措施仅止于布置家庭作业的学院里，它的使用却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
多数学生似乎很高兴能有机会改造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学院里那些令人愉快的设施：游泳池、保龄球场、甚至还有卡拉OK练歌房。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身材瘦高的副院长秦荣生郑重地介绍了学院的起源：“10年前，中国企业毫不重视、或者说不那么重视培训。现在，它们对培训越来越重视了。谈到这里的培训，我们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力争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培训体系，以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
要理解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努力灌输（和消除）的那些观念，就不能把会计视为一门枯燥的学科，而要把它当作一种鲜活的语言。它搭建起了我们对商业理解的桥梁，却要受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定期改造。
冷战导致了全球记账方式的严重分裂。中国采用了专为中央计划政府服务的前苏联式会计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如何使用国家资金，以及是否达到了生产配额。
西方会计学的基本原则（现金流、利润率、投资回报、资产和负债）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即便是现在，在经过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之后，它们仍未在中国站稳脚跟。更复杂的做法——坏账准备金、资产减损、合并报表、以市值计账——则很少能见到。
这些都是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希望自己的学员能用于思考的术语。今年，学院受到了推动，因为财政部放弃了多年来的修补工作，公布了具有开拓意义、符合国际规范的会计准则。
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1200多家企业获悉，从2007年1月1日起，它们必须运用这些准则。渴望赢得海外投资者信任的中国财政部让确保了国际媒体对此全盘了解。
然而，仅有精心制定的规则，还不能让账目变得更好。再教育运动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缺少经过培训的会计师，无论是对前苏联式会计方法的培训还是其它会计方法的培训。秦荣生估计，中国现在有1300万名会计师。但是，负责会计业主要专业资格认证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只有14万会员，其中半数执业。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说过，中国需要30万名注册会计师(CPA)。如果要让注册会计师人数占人口的比例达到与英国一样的水平，就得是530万名。
